“治国之要亦有三：一曰官人，二曰信赏，三曰必罚。”归纳起来，要害在于“用人”。为君者应长于委任人才，奖励要有诺言，惩罚则必要执行。游彪以唐代李世民所饯别的五则用人规范为例，为君者用人应挑选那些讲真话、才调强、有德性之人，一同应做到信而不疑且不避嫌。
此外，游彪还偏重，《资治通鉴》并非全然是关于权术，它实则是意涵丰厚，且具有普世含义的。明代王夫之层言，《资治通鉴》包含了“君道”、“臣谊”、“国是”、“民意”、为官之本、治学之途、体人之道等诸多方面的内容。
作为经典古籍，《资治通鉴》与我国传统文明也有着密不行分的联络。书中所表现的重政治、重一统、重礼制、重仁慈以及重文明也是中华文明所内涵的核心理念。而在《资治通鉴》的编纂进程中，也处处表现出司马光的价值倾向。游彪讲说明，在司马光看来，“正统”是不行撼动的，以南北朝为例，司马光只把南朝宋齐梁陈当作君王看待;五代十国部分相同如此，只记五代，而十国是没有本纪的，司马光的“大一统观”从中能够窥探一二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