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秦和秦代书法知识

先秦和秦代书法

姜栋

一、先秦

先秦包括商、西周和春秋战国，约自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221年。

1、商和西周甲骨文

现有发现最早的成系统的文字资料是商朝的甲骨文。甲骨文主要是盘庚迁都于殷之后的文字遗迹，长期被掩埋在地下，清晚期时有发现，直到光绪二十五年（1899年），王懿荣首次从文字学角度对它进行收集、研究以后，甲骨文才真正获得重光。

甲骨文大多是刻契的。甲骨文字的成字方式，除了有少部分甲骨文是墨迹外，大约有两种，一是直接刻写，一是先书后刻。刻契的方法主要是单刀，少量郑重的记事刻辞用双刀。龟甲兽骨的质地都比较坚硬，表面是不规则的形体，文字排列，多数自上而下；两行之间，多数从右到左。这样的书写习惯，一直影响到现在的书法创作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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刀的并不锐利与材质的过于坚硬，造成了甲骨文的笔划以直为主（圆曲的笔划也往往是由许多短而直的笔划连接而成的）、笔划两端尖细中部略粗；表面的不规则，造成了章法安排取纵有列、横无行的方式；而与笔划和章法的特点相配合的是，结构也以纵向取势为主。这些特点，使得甲骨文从总体上看来，形式虽然略显单调，但其意趣仍然极为动人——古朴简捷、锐利坚峭、挺拔峻健。在甲骨文里，一些重要的艺术手段已经得到了应用，其中最重要的是对称规律。甲骨文的形体是象形的，但纵向取势的结构却主要运用对称来求得平衡。一方面是依字赋形，一方面是平衡规律的运用，两者紧密结合，使甲骨文的单字在整齐、工谨、有序中显现了活泼的生机和活力，具有较强的感染力。章法安排在纵向比较整齐的前提下，随字的大小而错落布置。

 

甲骨文的风格存在显著的变化，形成了时代特色。董作宾先生（彦堂）在《甲骨文断代研究例》中提出了甲骨文的五个分期学说，其中书体是一项判断标准。我们认为，甲骨的书刻者是书风的创造者。其中，突出的如第一期由韋、亘、永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，气格阔大，雄壮卓伟；第二期由旅、大、行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，规矩森然，法度谨严；第五期由黄、泳诸贞人贞卜的甲骨文，工稳典雅，布局精到。要达到这种高超的水准，他们是经过了严格的训练的，出土甲骨中的习字骨就是他们学习的证明。这还可以说明甲骨文书刻者已有自觉主动的审美追求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在少量甲骨朱墨书中还可以看到，书写者已经注意发挥毛笔的性能了，董作宾说：“用硃或墨写了未刻的文字，笔顺收迄，笔锋收放，十分清楚，因之可以断定，殷代写字确是用精良的毛笔。”虽然这只是雪泥鸿爪，其发挥也还有限，但毕竟是一个可贵的开始。

 

2、商和西周金文

随着社会的发展，文字的应用越来越广，甲、骨质地坚硬且不能常得，人们在不断地探求着合适的材质，以负载日益繁多的书写需求。于是周秦之际便有了石刻文、简书、帛书等以各种材质为载体的文字资料。金文与甲骨文比较，从成字的物质条件来说，有了极大的提高。中国约在4000年前就已经使用铜器，到商代时，发现冶炼青铜的方法，从而开始大量使用青铜器。从殷商后期至战国，是我国青铜器铭文的盛行时期。

青铜器铭文产生于商代早期，多是器主的标识、族徽、祖先名字等，一般只有两三个字，象形程度较高，有的甚至接近于写实绘画。这大约因为受早期图画的影响的缘故。它的形式仍然与早期甲骨文有相通之处。

商代末期，许多器物的铭文字数仍不多，如《司母戊鼎铭》、《司母辛鼎铭》，但文字作风有变化，司母戊鼎铭笔划起收呈尖形，直笔多，类似甲骨文，而比较肥大，加上字形较大，结构也取纵势，看起来雄壮浑厚。从文字的角度讲，它们与甲骨文并无本质的差异。

此时长篇铭文也开始出现，有的达到四五十字。如《戍嗣子鼎铭》《宰甫卣铭》等。铭文的形式也逐渐发生变化。总体看来，字形与甲骨仍极相似，但笔划粗细变化较大，起收随处可见尖形；结构仍多取纵势，但已经注意随字赋形，谨严而自然。因而其气质浑厚朴茂，健峭厚重，和甲骨已然大不相同。可见，新的物质条件的作用已经显示出来。

西周是青铜器的极盛时期，也是金文的鼎盛时期。铭文由商末的几十字发展到数百字，内容主要有祭祀典礼、征伐纪功、赏赐锡命、书约剂、训诰群臣、称扬先祖等六大类，文辞最长可达497字（《毛公鼎》），对文字处理水平的要求必然相应提高，当然也就可能取得长足的进步。

西周青铜器铭文的风格大约可以分三个时期：

（1）西周前期

包括武王、成王、康王、昭王（公元前1207年——公元前948年）。文字继承商末传统，与商末甲骨文、金文相似，处于文字演变的同一阶段。形式处理上，笔划肥厚，唯起收多出以尖形，与商末金文如出一辙，又常饰以圆形或方形的块状笔划。这一时期代表作品有：《周公簋铭》，《天亡簋铭》（武王），《利簋铭》（武王），《德方鼎铭》（成王），《何尊铭》（成王），《商尊铭》，《郿县大鼎铭》（成王），《大盂鼎铭》（康王）等。

其中《大盂鼎》为西周重器，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岐山礼村，铭文十九行，二百九十一字。载康王二十三年策命其臣盂的情形。鼎的造型端庄雄浑，字迹瑰丽遹伟。其铭文严谨端庄，笔划尖圆并用，体势纵长挺拔，结字密致凝练，章法整齐有序，在书法上属方笔壮伟一路；呈现出一种高华肃穆、瑰奇典丽、端重卓伟的庙堂之气，已经具备了金文的特有精神气质。长期以来被视作金文的代表作之一。

（2）西周中期

包括穆王、恭王、懿王、孝王（公元前947——公元前888年）。这时期铭文的篇幅更长，处理的方法也有更大的发展。这一期的精品极多，代表性的有：穆王时的《静簋铭》，恭王时的《卫盉铭》、《永盂铭》、《曶鼎铭》、《牆盘铭》，懿王时的《即簋铭》，孝王时的《大克鼎铭》等。

《大克鼎》，铭文二十八行，二百九十字，字迹特大，结体修长峻拔而具端穆之致。由于铭排列于界格之中，书风乃由自然而趋于整饬，是金文中的皇皇巨著。

《牆盘铭》也是结构，笔划婉转含蓄而不失畅达，结体谨严密致，全篇整齐疏朗，整体气息端稳庄重中时露清新秀洁，堪称西周金文代表作。

（3）西周晚期

包括夷王、厉王、宣王、幽王（公元前887年——公元前771年）。这一时期一方面是青铜器铭文发展的高峰，另一方面，似乎也已经显示出分化的迹象。如清道光末年出土于陕西岐山县的宣王时的《毛公鼎铭》，制作精美，器形完整。文在腹中，凡三十二行，计有四百九十七字，堪称宏篇钜制。其书法流溢秀美，笔划工谨厚重，结构密丽庄严，气势雄浑博大，为存世金器铭文较长而艺术水平较高的一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