游寿——点墨成金她却不卖作品

八十年代，哈尔滨师范大学校园里，常有位个子不高、背有点微驼的南方老太太，留一头乡村老妇的齐肩发，青布素衣，手拎黑色布兜，在瑟瑟秋风中快步疾走，碰见熟人，口里不时吐出一口谁也听不懂的闽南话。

她是游寿。

二十世纪中国最杰出的女书法家之一，与江南著名女书法家萧娴素有“南肖北游”之称；同时，她还是八闽四才女中最具才情的一位（其他三位是庐隐、冰心、林徽英）；于教育、考古、古文字学、历史学、诗歌、书法皆有很高的造诣。

尽管游寿向被视为“金石气”与“书卷气”并举的女性书法家，但她的学术造诣却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，她的学术著作也绝少得以出版。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何以几乎无专著传世而仅以书家留名？这里面的细节很耐人寻味，也是本文想要一探究竟的。

1906年游寿出生于福建东部沿海霞浦县城的一个官宦家庭，高祖游光绎做过清乾隆年间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去官后掌福州鰲峰书院，林则徐出自于他的门下，自游光绎以下，世代以教书为业，其父游学诚，光绪十七年中举，主持福宁府近圣书院。在良好的家庭文化熏染下，游寿过早地就对书法、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。

20岁时，游寿因参加学生运动，公开抨击政府，遭到通缉，为躲避军阀追捕，逃回到霞浦。而就在这一年，父亲游学诚去世了，生前执掌的县女子高等小学被搁置下来，于是乡亲们一致推举已经成为“闽东四才女”之一的游寿接替父亲，留在家乡做了县女子高等小学的校长，开始了游寿的教育生涯。

在她还没有来得及享受这份青春的烂漫，北伐战争打响了。于是，游寿第二次赴福州，并于1928年考入中央大学中文系，同学中有后来成为著名考古学家的曾昭橘、杰出的女词人、学者沈祖芬等。

以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为代表的“金陵学派”，弘扬国学，注重传统，尤擅小学。游寿潜心书法、国学，独好胡小石板书，豪迈俊逸。

游寿并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乖乖学生；例如前来为他们上课的教授王晓湘先生，虽博古通今，却不善言辞，他讲到北齐的敕勒歌时，游寿便仿其体例，作诗道：“中山院，层楼高，四壁如笼，鸟鹊难逃。心慌慌，意茫茫，抬头又见王晓湘”，引得全班同学哄堂大笑。后来沈祖芬在回忆这段历史时，感怀道：“犹叹春风旧讲堂，穹庐雅谑意飞扬。南雍尊宿今何在，弟子天涯鬓亦苍”。

1931年，游寿毕业后，回到福建集美师范学校任教。她和谢冰莹、谢文炳、方玮德等几位文学青年创办了《灯塔》。

1934年，游寿与陈幻云结婚，由厦门至南京，这是一桩她日后不愿提及的婚姻。这一年，她考入金陵大学文科研究所，与好友曾昭橘、沈祖芬一道求学。她们相约“六朝松”下，在“梅庵”结“梅社”，在玄武湖、鸡鸣寺、扫叶楼等地雅集唱酬，结下了深厚的友谊。

胡小石先生也兼金陵大学教授，在文科研究所首开“书学史”，游寿遵照师训，循序渐进，奠定了游寿坚实的根基。她的书法，有金石味，有书卷气，有高古风致。

她曾经说“吾最服膺笔秃千支，不如读书万卷”。相比整日整日笔耕不辍的“司墨者”，写字端的是规规矩矩，却似“死在纸上”，她认为精通中国古典学识，才能给书法灌注气韵。

南京求学可以说是游寿踏入学术领域的第一条通道。

1937年，卢沟桥事迹，结束了金陵才女们的求学梦，战争改变了国人命运轨迹，战火驱使她们各奔东西。

曾昭橘留学英国伦敦大学攻读考古学，沈祖芬钟情小她四岁的程千帆，只得“新婚别”先行入蜀，游寿获金陵大学硕士学位，战事一起，她随夫宦游江西，陈幻云在江西临川地方法院任首席检察官，游寿在临川参加了雷洁琼组织的妇女抗战救国运动。

随后，她开始整理《资治通鉴》札记，并续写《李德裕年谱》，后短暂回福建省立一中执教，再到重庆新成立的国立女子师范学院。

毕竟国外的世界不是我们的世界。曾昭橘在伦敦作了短暂居留后，经德国转道法国乘海轮回国，应李济之邀，加盟国立博物院任专门设计委员，1941年国立博物院迁到李庄后，曾昭橘就任国立博物院代理总干事，协助主任李济，负责日常工作。

因人手不足，曾昭橘想到了同学游寿。游寿是1942年10月到李庄国立博物院的，一年后，调到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，改名游戒微。她到这里作善本书库管理员，是补缺救急的临时之举。

当时，大学者傅斯年担任着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（下文简称史语所）所长之职，他对图书管理人员有严格要求。史语所的图书，是战时大后方最完备的，比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还完备。乃中国人文学术之塔的塔尖，这里的学者，多是某方面专家，因此，图书管理员要通才。

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期间，游寿与梁思永、曾昭燏、夏鼐、董作宾等共事。史语所图书馆藏有四万幅拓片，多属名家旧藏，其中一大类就是唐代墓志。借用墓志考证史实，是游寿早已筹划好的治学道路。

按游寿自己的话说：“在这种情况下，我进入了学术门槛”。这期间游寿著有《金文策命文辞赏赐仪物》《汉魏隋唐金石文献论丛》《唐代墓志书体》《伐绿萼梅赋》等大量文史书论，而且还整理金石甲骨秘本善本资料，收集了大量战时流入四川的金石拓片及文物。但是，因为游寿的“少慕狂狷，率性任情”和南北两个学派的因素，与傅斯年产生了不可化解的矛盾，历史上的一次次偶然，再回头看时，就是命定。

《冢墓遗文史事丛考》是游寿在李庄四年最欣慰的事，然而，祸起萧墙，战时，四川，李庄，板票坳，史语所房间有限，住处、办公房等诸事困扰于人，游寿为此贴出小字报，为所有人“鸣不平”，这令傅斯年心生不悦。

1945年，刚开年，连续四个月，游寿多次向所里请假，至7月中旬才回到李庄。她与丈夫陈幻云的婚姻秘不示人，游寿时走时归，或逾期不归，却不说自己是探亲，所里不免微词。同样的情况，游寿在次年2月又演绎了一次。她修书一封呈送时任史语所代所长的董作宾向其汇报工作。5天以后，她就匆匆自行离所，之后才写信向傅斯年请假。

游寿这一先斩后奏的行为并未获得傅斯年的认同。在此篇呈文的旁边，傅斯年粗笔批注“写有刺，使人看见火起”，可见其对游寿的反感之情。

时过一月，游寿再次致信傅斯年、董作宾，要求请长假。这回，完全惹火了所长傅斯年，傅直接致信董作宾：“游竟自行离所，应将其免职。此人不能再留其在所。”与此同时，傅斯年给游寿回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：“执事未得董先生同意，自作主张，自行离所，应自离李庄之日起，以停止职务论”。

接信之后的游寿，自恃无错地先回了傅斯年的信，但同时狠狠地向董作宾发出责问，至此，又惹恼了董作宾，失去了最后被留下的机会。

《伐绿萼梅赋》是游寿在李庄完成的文学作品，业已收进《六同别录》。《六同别录》被认为是史语所对中国人文科学做出的最大贡献，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人文抗战的成果展示。然而，因为上述的种种，最终使傅斯年决定将游寿的文章从已经装订完毕的《六同别录》中抽出，甚至不惜“用刀将此四页割去”，重新粘贴封面、目录。

可以想见，游寿的文章被强行“抽去”对她意味着什么，而傅斯年通过此举表达出的愤怒之情也可见一般。傅斯年甚至叮嘱游寿的直接领导那廉君记下、抄下相关信函、文字，以备与游寿“打官司”对证之用，可见，傅斯年与游寿至此已然彻底决裂，彼此不留任何回旋余地。

傅斯年1943年借调游寿至史语所，本有培养人才之意，但双方性格均颇有棱角。傅斯年雄才独断，嫉恶如仇，游寿特立独行。学术路上，傅、游二人也多有不同，傅斯年主张运用西方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，厘清中国的学术材料，建立起“科学的东方学”，游寿毕生走的是金陵旧学之路。以上种种分歧又因书信这种战时特殊的沟通方式得到强化。此事件之后，游寿离开了史语所。之后的学术生涯中她也对史语所的那段经历三缄其口。

1946年，游寿回到南京，在恩师胡小石推荐下，进中央图书馆任金石部主任。此阶段成果相继写出了《唐人卜葬邙洛之风尚》《梁守谦墓志与宦官》《金文武功文献考》等著作，这些成果的获得，莫不得益于史语所时的积累。

在五十年代知识分子思想改造中，游寿的家庭出身、社会关系、受学背景、尤其是与史语所的粘连，成了洗不清的罪证。即使李庄那段委曲的经历，也没人会理解和同情，反而认为她在隐瞒历史，以曲求伸。唯一的选择是告别过去，切割历史。而这一切割，不仅仅切断了他与史语所的关系，也让很多人在下意识里忽略了她的价值存在。

很多年后的一个冬夜，年逾古稀的游寿从哈尔滨师范学院历史系“政管室”回到家中，一天的疲惫使这位老人感到周身发冷。游寿病了，她发着高烧。

门突然被推开，游寿昔日的同窗知己沈祖芬走了进来，她来探望已经心力憔悴的好姊妹。游寿向前倾着身子，伸手去拉祖芬的手，祖芬忽闪而不见。游寿急忙起身下床，在雪夜中追赶着祖芬恍惚的身影，但不论她多么快步，始终无法追上祖芬。回到屋来，只见桌上放着祖芬的一首诗。

游寿感到疲倦至极，她的身体开始融化在月光下的雪中。一股忧伤的清冷，使游寿醒来。原来是一场梦。朦胧中，游寿深深一叹，提笔写道：“又见冰花满窗棂，数尽飞鸿入北溟。唯有故人深入梦，留诗案上意叮咛。”

时过数年，沈祖芬因车祸去世，四十多年未见面的老友，他们没有重聚。

1994年游寿静静地追随祖芬而去，享年88岁。